4月17日，以國務院名義下發(fā)的“國十條”，被認為是溫家寶自擔任總理以來，第一次亮出的真正有效房地產調控政策。房產新政重新燃起民眾對中央政府信心和希望，迄今已經一月有余，買賣雙方的拉鋸戰(zhàn)仍將持續(xù)。
　　
　　新政恐半途而廢
　　
　　如果對照2008年“夭折”的調控，此次新政之后的反應有許多雷同之處。一樣是媒體報道的退約潮、離婚潮、地王退地的傳言，還有北京房價平均降8000元的驚人報道，于是有了房產調控的主管部門住建部副部長表態(tài)，“房地產上漲態(tài)勢已經得到初步遏制”，發(fā)改委出面否定“房地產脅迫了中國經濟”，并提出調控的目標不是要讓房價跌下去，而是要讓房價上漲過快的勢頭遏制。
　　
　　在2008年初，這些言論都以類似的面目出現過，從外部環(huán)境看，那時遇到的是美國金融危機，而這次遇到的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國際上對中國的利益訴求不言而喻，溫家寶在天津視察中除了再次強調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外，還以為難的姿態(tài)表示，“宏觀調控面臨著兩難”，隨后人們也注意到胡錦濤在中美兩國戰(zhàn)略對話上的表示，世界經濟仍不穩(wěn)定，仍需要執(zhí)行適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全世界都希望中國再拉一把自己。
　　
　　如果說2008年初是“東郭先生救了狼”，那么這一次會怎么樣呢？真相的帷幕，還遠遠沒有拉開。最新的房價數據也許會讓最高決策者們尷尬。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最新數據表明，4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7.3%，漲幅創(chuàng)下紀錄。和“國十條”出臺前的3月份比較，反而上漲約1.5%。
　　
　　因為現有的統(tǒng)計方法，這樣的數據，應該是“被和諧”之后的數據。房產新政短短一個月之內的混亂博弈和種種怪現象，開始讓財經評論員馬光遠擔憂新政半途而廢，“考慮收回此前房價將下降30%的預測”。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文林峰處長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的新政不存在是不是溫和或軟化的問題，首先房地產調控的目標是穩(wěn)定房價，不是打壓房地產業(yè)?，F在各地普遍出現銷售量大幅度減少的狀況，只要沒有相應的救市政策，開發(fā)商小幅降價是必然趨勢。如果價格平穩(wěn)或回到理性水平，就達到了宏觀調控目的了。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保持著慣有的樂觀，他告訴南方都市報記者，“開發(fā)商一定會被打趴下的，上次是金融危機救了房地產。”他一再告訴記者，從最后的結果看，開發(fā)商沒有什么可博弈的空間。“中央政府已經再也輸不起，如果再出現上次調控的報復性反彈，政府就死掉了。”
　　
　　他的觀點一直未變，依然可以喋喋不休，只是已經不再受媒體歡迎了。任志強曾經暗指社科院某學者不讓別人買房，自己卻已經買了幾套。而以前不知被多少人在網絡上痛斥的開發(fā)商任志強，卻逐漸在俘獲更多的人心。
　　
　　模糊不清的博弈
　　
　　對于這輪房地產調控的政策理解，不同利益階層之間可謂相去萬里。每次新政一出，人們都會對中央的政策目標表述解讀一番，“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的過快上漲”，既可以解讀為打壓房價，也可以被開發(fā)商與地方政府解讀為“遏制過快上漲不等于降價，也不等于不上漲”，因為政策目標的籠統(tǒng)、不確切，對政策目標話語權的爭奪，是房產新政博弈的第一步。
　　
　　迄今為止，除了少數城市，如北京、廣州、深圳，大部分城市均未拿出執(zhí)行房地產新政的細則。廣州在5月21日亮明“底牌”，重在加大土地和保障房供應、加強市場監(jiān)管等，但不涉及抑制需求。深圳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此前盛傳的如北京一樣的限購政策。更多的城市，可以拿自己不屬于過快上漲的范圍之內做擋箭牌。
　　
　　政策目標描述籠統(tǒng)，為各地執(zhí)行細則留下了巨大的余地。5月7日，住建部副部長齊驥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時稱，住建部和央行、銀監(jiān)會“正在積極研究制定”第二套住房的認定標準?？梢钥闯?，“二套房”這個關鍵概念尚未有清晰界定，住建部也沒有給“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界定標準，也沒有公布哪些城市出現“過高過快”，應屬于被打壓地區(qū)。
　　
　　房地產的政策體系，為整個房地產領域的相關行為主體搭建了基本平臺，在不同的政策體系下，各行為主體博弈的規(guī)則，是完全不同的。國際上完整的房地產政策體系包括，累進制的房地產稅收制度、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廉租房制度以及以貨幣工具為主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目前中國的政策體系只具備最后一條，大量的資金和高利潤率必然引起更激烈的博弈。如果沒有更多的制度供給，則貨幣調控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根據央行數據，一季度房地產貸款在人民幣貸款中占比32.53%，新政后，銀行業(yè)務必然會出現萎縮，一段時間后是否會出現靈活性調控很難說。
　　
　　接下來，能否提供成體系的制度供給，是保證房產新政持續(xù)發(fā)力的關鍵所在，也將是博弈進行的核心。否則，中央政府的行政調控手段將受到地方政府，包括像住房建設部以及各商業(yè)銀行這樣的主要執(zhí)行部門的“軟磨硬抗”。
　　
　　制度供給的博弈事實上已經正在展開。雖然“國十條”之后，物業(yè)稅呼之欲出，但在新政滿月的5月17日，《華夏時報》報道了國家發(fā)改委產業(yè)研究所所長助理黃漢權“三年之內免談房產稅”的說法，引發(fā)了“性質非常惡劣的影響”。
　　
　　財政部的智囊機構、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是房產稅的堅定支持者，他否定了黃漢權說法的官方性質，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賈康稱，研究人員無法提供確切的時間表，他們也在等待，但房地產稅將是中央地方稅權再次平衡，通過國庫的安排，將這部分稅收變成地方穩(wěn)定的、可預期的收入，改變地方政府賣地財政的現狀。
　　
　　與賈康以及“國十條”的觀點不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的文林峰處長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出臺房產稅的條件和時機都不成熟”?！兜谝回斀浫請蟆反饲芭兜?ldquo;一百年也開征不了”的說法，也可以印證此間的博弈，有專家參加了內部座談會，國家一個核心部委對征收物業(yè)稅提出反對意見，擔心富人財富轉移到國外，造成中國稅源損失。該專家設問：中國的房子多在誰的手里？除了富人，恐怕就是官員。有許多官員，看得見的收入并不高，但是房子有N套。雖然沒有記者有完整的統(tǒng)計數據，但從一些落馬官員的報道中可以管中窺豹：一個看似“清水衙門”的一把手，黃山市園林管理局原局長耿曉軍在4年間置辦了38套房產；剛剛落馬的山西蒲縣煤管局長郝鵬俊在北京三環(huán)內購置了35套房產；號稱湖南省長沙市官員財產公示第一人的長沙市天心區(qū)規(guī)劃局局長擁有5套房產。
　　
　　房地產稅的收入畢竟還是不如土地財政收入來得快，花得方便，因為賣地收入不公開透明也不納入財政預算，而且一旦征收房產稅就不能名正言順地推高地價。所以，易憲容認為，“在房產稅問題上，地方政府還是在耍賴。”房產稅是最制度化法律化的調控措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將是房產新政中各種博弈的核心。
　　
　　民眾尚缺乏博弈的渠道
　　
　　與上一輪調控相比，房產新政除了調控手段只會更少，遇到的阻力也更大。原來得心應手的加息手段，現在用起來確實太棘手了，短時間內看起來不太可能了。地方政府經過過去一年的高歌猛進的投資沖動，早已債臺高筑，前不久，高盛發(fā)布報告稱，估計到2009年底，中國政府總負債為15.7萬億元，約占2009年GDP的48%，地方政府債務大致為7.8萬億元，約占GDP的23%。今年余額很可能邁上10萬億的平臺貸款，加息一個點，地方政府每年將為此多付出1000億元人民幣的利息。銀行希望拖延更多時間，將儲戶的利息率壓制在低位，這樣能為未來可能的壞賬潮多準備一份彈藥。地方政府、銀行以及央企恰是當下中國經濟中最強勢的三個組成部分。
　　
　　有關房地產新政的信息發(fā)布，也成為話語權爭奪和利益博弈的一部分。因為缺少可靠具體的官方信息，各種有官方背景或與官方有關聯信息，都可以影響民眾判斷，進而影響對新政的預期。信息的稀缺，讓媒介挖空心思地四處尋找相關機構的下屬人員，拉起正式機構的大旗發(fā)布信息，號稱最新的調查數據免不了藏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因為掌握了信息發(fā)布權，各類媒介也可以加入利益博弈的過程中。當然，它們也只能從相關利益團體那里分到一杯羹而已。
　　
　　我們可以觀察到，各利益方都在博弈，但唯獨最龐大最直接的利益群體民眾是沒有博弈渠道的。他們最常見的參與渠道就是網絡，一如王小波筆下沉默的大多數，在陌生的公共場合選擇沉默，在熟悉的私人場合非但不沉默，而且還有些夸夸其談。人們以各種語言用詞表達喜怒哀樂，但無法形成持續(xù)的成規(guī)模的意見表達。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對房產新政的焦慮一直無法釋懷，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鼓起希望，明日將發(fā)生什么，跟他們息息相關，但卻完全不能預知?；蛟S正是因為民眾現實中表達的缺席，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標才可以籠統(tǒng)，各方都可以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解讀；各方的博弈因為民眾的缺席，變得更加復雜無比，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尋求一方的利益最大化。從根子上說，房產新政就是這樣一次次變成了豪門盛宴，變成一道道測試底層民眾忍耐力的試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