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年，調控政策一個接一個，但房價仍然不停地漲，說明什么？市場確實是有真實需求的。”江蘇省社科院社會學副所長、區(qū)域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琴研究員說。她坦言自己的看法：這些年的許多政策，不但沒讓房價降下來，反而使得普通百姓的購房成本一漲再漲、資產無形中加速縮水、背上更為沉重的負擔。
越調控越漲
這十年普通市民最受傷
“為什么這些年越調控房價越高？”徐琴說，為了打壓房價，政府的調控措施已經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但事實證明各種調控手段沒有奏效，對即將擴大試點的房產稅，她也不看好。
“究其原因，這些調控政策的思路都是反的。加稅、加息、提高首付，所有這一切都在不斷推高購房成本，即使在2010到2012年房價基本不漲的情況下，購房者的成本依然明顯提高。2010.9.29限貸令出臺后，前期很多投資、投機客實際上已經基本出局，現(xiàn)在任何的加稅加息，都直接傷害了成千上萬有真實需求的、依靠工資薪酬購房的、為每座城市奮斗著的普通市民。”
徐琴認為，這十年，最受傷害的是普通市民，以及初露端倪的中產階級。他們精打細算，傾其所有并透支未來買一兩套房，卻因為高房價背上沉重負擔，中產變“負翁”；又因為各種調控政策，被層層“剝皮”，負擔加劇。
就拿最近的新國五條來說，要想賣掉現(xiàn)有的小房子改善一下，就得交20%的稅；賣了再買，就得7成首付、提高利率，這一賣一買，少則二三十萬，多則五六十萬就蒸發(fā)了。“想改善一下居住條件，里外要被剝兩層皮！而這樣的購房者，在城市里是大多數(shù)！一些老年人，退休了，想換個樓層低或帶電梯的房子，還得被扒皮。這一賣一買，居民的資產無形之中就損失了不少。”
同城不同權
逼著百姓不得不買房落戶
高房價之下，幾組數(shù)據(jù)很耐人尋味：一組是，中國的自有住房率超過八成，而如德國、荷蘭等國，自有住房率也不過40%左右。另一組是，中國“房奴”年齡，全世界最低。德國初次購房或建房者的平均年齡高達42歲。而南京前幾年有一項調查表示：30歲以下的購房者占53%。
“這是很不正常的。”徐琴告訴現(xiàn)代快報記者，新加坡的自有住房率很高，得益于完善的公共住房政策，普通百姓都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購買政府主導運作的公屋。在德國，很多人一輩子不買房，但他們的租房生活品質與自有住房者無異，因為租房者與擁有產權房的市民享有完全同等的市民權益。
為何中國人年紀輕輕就要當“房奴“？
徐琴認為，除了中國長期以來封閉的農業(yè)社會中所形成的居住文化和置業(yè)理念影響，更主要的是，現(xiàn)時中國的城市居民“同城不同權”。居民的各項民生權利和產權房捆綁在一起。最典型的莫過于受教育的權利。如果哪天，一個人憑著合法的租房合同，孩子就可以就近入讀家門口的公立學校。
徐琴說，歧視性的公共服務政策，逼著大家不得不買房。解決房價之痛，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改革以產權房為依據(jù)的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將一切民生權益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分配與產權房和戶籍制度脫鉤；只要在這座城市穩(wěn)定就業(yè)、照章納稅，就該享受同城同權。
政府應當擴大保障面
剩下的交給市場
除了購房買房交易環(huán)節(jié)的稅賦和利息因素外，支撐房價上漲的關鍵因素是需求和建造成本。需求面客觀存在，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全世界最快，每年大量人口涌進城市。
徐琴初步測算，僅僅江蘇省每年至少有近100萬人進城，這還不包括外省流動進來的龐大人群。
另外，大學擴招之后，每年全國新增大學畢業(yè)生數(shù)百萬，2013年的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yè)生規(guī)模將達到699萬！這些意味著什么？他們都要進城，這些就是巨大的并且也是真實的購房需求。
更重要的是，建房成本在不斷上漲，最核心的是土地成本，面粉價格飆升，面包必然漲價。另外，這十年中其他要素價格漲了多少倍？CPI又漲了多少？房價怎么可能不飛速往前跑。
面對這樣的客觀情況，政府應該做什么、怎么做？徐琴認為，政府最需要做的，不是簡單地通過行政調控打壓房價，而是擴大保障面，剩下的交給市場。實際上，就是要遵循已經被無數(shù)實踐證實的基本原理：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
“政府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職責和權能邊界，不要亂作為。政府首要任務不是解決房價問題，而是要解決住房保障的問題。讓老百姓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政府必須有責任感。”徐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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