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是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省份之一,截至2015年年底,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648.29萬人,占戶籍總人口的21.36%；65歲以上老年人口1115萬,占戶籍人口的14.45%。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財富的增加,近年來,法院受理的財產(chǎn)繼承糾紛也呈直線上升趨勢。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年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房產(chǎn)繼承等涉房糾紛占涉老財產(chǎn)糾紛的76.4%。因所涉財產(chǎn)價值較大,雙方矛盾比較尖銳,往往處理難度較大。
為了防止子女因財產(chǎn)起糾紛,也為了避免子女將來繼承財產(chǎn)的繁瑣手續(xù),不少老人會選擇生前立下遺囑。然而,對于掌握法律知識不多的老年人來說,想要立一份有效的遺囑似乎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另一方面,一些繼承人為了繼承更多的遺產(chǎn),不惜偽造遺囑。由于偽造遺囑的違法成本較低,加之遺囑真?zhèn)舞b定存在難題,故此類違法行為頻發(fā),由此也引發(fā)了大量糾紛,亟待解決。
老人去世留88萬給孫子
法院判決遺囑部分無效
江蘇省海安縣的章老漢生于1938年,和妻子周老太生育了一子兩女,均隨周老太姓周。2008年周老太去世。2010年8月,章老漢立下遺囑,載明“遵照已故妻子的遺愿和本人意見,將名下位于海安縣城的房屋一套及本人名下的一切財產(chǎn)贈予孫子小周所有”。
2012年,案涉房屋被政府征收,章老漢選擇了貨幣補償?shù)陌仓梅绞?并將88萬元房屋拆遷補償款全額匯入孫子小周的賬戶。2014年10月,章老漢因病過世。
2014年12月,章老漢的兩個女兒將哥哥周華和侄兒小周告上了海安縣人民法院,認為房屋補償款中44萬元屬于母親的遺產(chǎn),應按法定繼承由配偶、一子二女共同繼承,請求判決周華和小周返還22萬元。
庭審中,兩被告認為,周老太生前對其遺產(chǎn)處置有明確的意思表示,且最終體現(xiàn)在章老漢的遺囑中,即遺產(chǎn)均留給孫子小周。兩被告提供了遺囑,還申請遺囑的兩位見證人到庭作證。但原告對被告所舉證據(jù)逐一反駁,不予認可。
海安縣法院審理認為,案涉房屋為章老漢與周老太生前夫妻共同財產(chǎn),周老太先于章老漢去世,在周老太去世時,案涉房屋一半的價值依照婚姻法、繼承法的相關規(guī)定成為周老太的遺產(chǎn),且繼承開始。本案的最主要爭議是章老漢遺囑中“遵照已故妻子遺愿”是否有事實依據(jù),周老太對自己遺產(chǎn)的分割有無留下遺囑。
對此,雙方存在完全對立的主張。按照民事訴訟法相關規(guī)定,被告對此應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提供了章老漢的遺囑,但章老漢本身屬于周老太遺產(chǎn)的繼承人之一,屬于有利害關系,加之僅憑該表述也達不到確定周老太遺囑的證明要求,而被告提供的證人證言又相互矛盾,結合原告質(zhì)證意見,法院綜合認定被告主張的周老太生前留有遺囑的事實證據(jù)不充分,不予采信。周老太的遺產(chǎn)應按法定繼承處理。
根據(jù)法定繼承原則,由章老漢、兩個女兒、周華繼承。因章老漢年老體弱,3個子女的謀生能力遠遠強于章老漢,按照繼承法對“生活有特殊困難的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分配遺產(chǎn)時,應當予以照顧”的原則,法院酌定3個子女各繼承10萬元,其余均由章老漢繼承。被告周華作為案涉房屋拆遷協(xié)議簽訂時章老漢的委托代理人,且小周為其子,對拆遷補償款的處置可認定為周華和小周共同所為,故判決周華和小周共同返還兩原告20萬元。
兩原告不服,向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6年9月14日,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繼承糾紛案作出維持一審的終審判決:該饋贈書內(nèi)容不能證明系章老漢老伴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章老漢未經(jīng)其他繼承人同意處分老伴遺產(chǎn)的行為無效,判決兩被告共同返還章老漢兩個女兒20萬元。
據(jù)此案一審承辦法官劉春華介紹,遺囑只能處分自己的合法財產(chǎn)。在日常生活中,未對個人合法財產(chǎn)進行明確界定,進而沒有授權處分配偶或家人的共同財產(chǎn)的并不少見,該部分屬于越權處分,非經(jīng)權利人追認不發(fā)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周老太已經(jīng)亡故,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不能充分證明周老太有合法有效的遺囑,故章老漢擅自處分周老太遺產(chǎn)的行為無效。
老人病床前留遺囑子女不認
超半數(shù)代書遺囑被認定無效
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只要立了遺囑,身后事就已經(jīng)安排好了。其實,事情并非那么簡單。南京市基層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發(fā)現(xiàn),相當比例的繼承糾紛之所以發(fā)生,是因為被繼承人生前悄悄訂立遺囑,但由于立遺囑人,特別是老人對相關法律規(guī)定不甚熟悉,所訂立的遺囑可能缺乏法律效力。
在南京市秦淮區(qū)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繼承權糾紛案件中,原告手握一份父親留下的打印版“遺囑”,稱父親將名下房產(chǎn)均留給他繼承。對此,原告的三個姐姐均不認賬,認為這份遺囑上沒有父親簽名,有可能是偽造的,父親房產(chǎn)應依法由各繼承人平分。
據(jù)此案主審法官、秦淮區(qū)法院少年家事審判庭法官王冬青介紹,這份頗受爭議的打印版遺囑全文,包括立遺囑人的姓名和時間均為打印,只有一枚手印按在立遺囑人姓名處。
原告稱,父親不能寫字,這份遺囑是父親在病床前口述,由他記錄草稿并打印出來,再交給父親和兩名在場見證人按手印的。
法官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兩名見證人均年事已高,庭審時已有一人去世,另一人中風在床,無法到庭說明當時情況。
最終,南京市秦淮區(qū)人民法院基于原告出具的代書遺囑存在代書人未簽名、代書人非見證人等形式上的瑕疵,且原告未能提供證據(jù),以證明該遺囑確為父親的真實意思表示,認定該遺囑無效。
“很多老人因在病中,或文化程度有限等,往往請人代寫遺囑,或者請人幫忙打印出一份遺囑,這就是法律上所說的‘代書遺囑’。”王冬青介紹,但由于代書遺囑是別人“代筆”,需要有更為嚴格的生效條件,如內(nèi)容明確、形式具體合法,至少有兩個以上見證人等。
據(jù)粗略統(tǒng)計,在南京全市基層法院審理的涉遺囑糾紛中,超過半數(shù)的代書遺囑由于形式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最終被認定為無效。形式上被認定為無效的遺囑,其內(nèi)容自然也失去法律效力,財產(chǎn)繼承需按照法律規(guī)定進行。
代書遺囑形式要件要求苛刻
遺囑造假違法成本低鑒定難
為什么超過半數(shù)的代書遺囑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而最終被認定為無效遺囑呢?現(xiàn)有法律究竟是如何規(guī)定的呢?
我國繼承法規(guī)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繼承人、受遺贈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遺囑必須表示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受脅迫、欺騙所立的遺囑無效。偽造的遺囑無效。
江蘇律師孫韜認為,這里的要求體現(xiàn)在幾個方面,首先是見證人問題,見證人的人數(shù)應是兩人以上,且必須由其中一人代書,見證人人數(shù)不足或者在遺囑上簽名的見證人并未代書遺囑等情形均違反法律規(guī)定；同時,見證人與繼承人須無利害關系,見證人若與繼承人有利害關系,法律予以禁止。
“其次是見證過程問題。被繼承人訂立遺囑過程中,見證人必須自始至終在現(xiàn)場見證整個遺囑訂立的過程。見證人在遺囑訂立中途加入見證,或者在訂立過程中臨時走開,并未見證整個過程,事后回到現(xiàn)場簽字,又或者見證人自身并未見證,僅是事后聽聞后在遺囑上簽字以湊齊法定人數(shù)等情形,都會導致遺囑無效。”孫韜告訴記者。
據(jù)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區(qū)人民法院審理家事案件的法官周溧介紹,很多老人因在病中,或文化程度有限等,往往請人代書遺囑,其中還有不少請人幫忙打印出一份遺囑。打印遺囑的出現(xiàn),給法官審判帶來難度。
“繼承法在立法時,打印機并未普及,所以法律并沒有考慮到打印遺囑的情況,這方面法律是相對滯后的。”周溧介紹說,被繼承人的簽字關系遺囑是否是其真實意思,見證人的簽字則關乎代書遺囑是否經(jīng)其見證,而用蓋章、捺印的方式代替簽字易產(chǎn)生真?zhèn)坞y辨的狀態(tài),影響對遺囑效力的判斷。
周溧表示,在法官看來,打印遺囑更偏向代書遺囑,所以形式完備至關重要。遺囑的簽字、署期等“細枝末節(jié)”問題都會關乎遺囑的效力。打印遺囑訂立時間應清晰記載年、月、日,否則訂立時間難以判斷,會增加了解案件事實的難度,同時在有數(shù)份遺囑的情況下,遺囑訂立的時間是判斷哪份遺囑為最后遺囑的唯一依據(jù)。
“現(xiàn)在遺囑的形式多種多樣,網(wǎng)絡聊天、網(wǎng)上遺囑、錄像或者是其他比較新型、電子化的方式都有,以前的遺囑形式的確是面臨挑戰(zhàn)。”周溧告訴記者。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表示認同。楊立新表示,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當今遺囑的形式日新月異。而繼承法規(guī)定的遺囑形式只有五種,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這遠遠不夠。以打印遺囑為例,打印出來的遺囑,即使簽名蓋章了,也時常不被認可。
孫韜同樣表示,打印遺囑的性質(zhì)和效力問題爭議很大,是屬于自書遺囑還是代書遺囑,認識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現(xiàn)象較為突出。“而對于公證遺囑,由于不少老人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加之不想讓一些子女知道自己留有遺囑,所以一些老人并不會選擇這種形式。最關鍵的是,公證遺囑一經(jīng)立下,將不可改變,這不利于遺囑人真實意思的改變和表達”。
“自書遺囑較少是因為不少老人文化水平不高或年齡太大而不方便書寫?，F(xiàn)實中,錄音遺囑、口頭遺囑一般比較少見,因為自古有‘白紙黑字’‘立字為據(jù)’的說法,所以通常還是會選擇寫下來。”孫韜告訴記者。
除此以外,一些繼承人為了繼承更多遺產(chǎn),不惜偽造遺囑。由于偽造遺囑的違法成本極低,導致此類違法行為頻發(fā),由此也引發(fā)了大量糾紛。據(jù)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介紹,根據(jù)繼承法規(guī)定,偽造遺囑只有達到情節(jié)嚴重時,才有可能承擔喪失繼承權的后果,除此之外我國法律對偽造遺囑的行為并無更進一步的懲罰措施。
“同時,由于遺囑的筆跡鑒定技術長期以來沒有發(fā)展、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筆跡區(qū)別很大、比對樣本難確定等原因,在實際鑒定工作中,同樣的檢材、樣本,由不同的筆跡鑒定技術人員進行鑒定,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鑒定結論。”陳凱說,因此,在實際案件中,偽造遺囑存在違法成本低、鑒定難的漏洞,遺囑真假問題往往成為雙方爭議焦點,也成為法院審理繼承案件的突出難點。
對此,有關專家建議,應加大對偽造遺囑侵占遺產(chǎn)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采取刑事手段避免此類事件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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